1989年6月5日中午，我躺在床上，先是几位校医突然进屋来给我注射针剂，几乎是同时，来人把我丈夫蒋叫了出去。见此情景，我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过了一会儿，蒋回屋来对我说：“我们的儿子已经不在了。”
听到丈夫亲口告诉这个噩耗，连日来那不祥的预感得到了证实，我所有的期盼和幻想霎时间化为乌有。此时此刻的我反倒十分镇静，也未昏厥，只是头脑里一片空白，丧失了思维能力——似乎时间停止了，空气也凝固了。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只是呆呆地望着周围的人们。“丁子霖，你哭啊，哭啊，哭出来吧！”同事大声喊道。在众人的推拉和呼喊下，我终于哭出了声音；但由于大夫事先给我注射了镇静剂，我又随即昏睡了过去。再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瘫软得无法站立和走动了，但我的神志是清楚的。我躺在床上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想积蓄一些体力，盼着下午4点能去中关村医院与儿子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
这时有人跑到我家，说人大附中群情激愤。学生们纷纷要求周一清晨的升旗仪式改为降半旗为小连志哀。校方领导却不敢这样做，于是取消了这个多少年雷打不动的仪式。他的同班同学更是恸哭不止，课都上不下去了，他们要求去医院与小连的遗体告别……我和小连父亲这样想：虽然医院离学校不远，但街上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时还有军车呼啸而过。万一，悲愤之中的学生对士兵有什么过激的言语和举动，保不住又引来杀身之祸。据说孩子们后来含泪接受了我们的劝告，他们折叠出一朵朵小白花，挂满了人大附中斑驳的院墙，无言地为他们曾经的伙伴送行……
我已想不起来自己是怎样被人们架上面包车去到中关村医院，又是如何被扶进医院太平间的。我脑海里唯一刻印下来的是，儿子静静地躺在一块木板上，他微闭着双眼，面容安详，就像他平时安睡在自己小床上的样子，只是白净的面庞上已褪尽了丝丝血色。他停止呼吸已经两天了，但他体内的一腔热血还在流淌着，致使刚给他换上的那套红白相间的校服前胸处仍不断渗出殷红的血水。看到那新渗出的血印，我禁不住悲恸欲绝。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扼杀了。他还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啊！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太执着、太慷慨了，他为之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还不算，难道还要把自己所有的鲜血都流尽在这片土地上，才肯离去？
我还发现，儿子的面容虽然安详，但双眼并未完全闭上。我知道，他并不甘心就此结束他刚刚起步的人生，就此离开他心爱的父母和同学、亲朋……
我不顾一切地扑向儿子，但我的双臂却被搀扶我的众人死死地拉住了。她们不让我触摸遗体，说是天气太热，遗体容易损坏。我苦苦哀求，让我最后亲亲自己的儿子吧！我发疯似地挣扎着、呼喊着，大家才不忍心地松开了手。
我终于触摸到了我生之养之的连儿。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这十七年来，他在我身边一点点地长大，他身上丝毫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做母亲的眼睛。现在他却成了这个样子，任凭我千呼万唤都没有一点反应。我先摸到了他的手，那从小就写得一笔工整仿宋体钢笔字的细长手指现在却冰凉冰凉，似乎他刚从冰窟窿中爬出来；我又轻轻地抚摸着他那头浓密黑亮的头发——这是他生前最为珍爱的，打幼时起，他从不肯上理发店让别人去摆弄自己的头发，每次都由他父亲亲自修剪；而父亲无论多忙，总是耐心地一梳一剪，一直修理到让儿子用小镜子左照右照、觉得完全满意为止——现在他要走了，让我这个做母亲的为他作最后一次梳理吧；还有那条扎在额头上的窄窄红布条——那个寄托着他的梦想与追求的红布条，从八九学运发生以来，他每次出门去参加运动，总是要对着镜子很神圣地把这条红布扎在自己的额头上，现在他走了，也让我为他作最后一次整理吧。
“小连啊！小连啊！妈妈来看你了！”我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可千呼万唤都不见他的回音，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一座躺卧着的汉白玉石雕像。
人们又一次上前拉开我，我知道这是最后的诀别了，从此我再也见不到儿子的面了。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我再一次挣脱了她们。我俯下身去亲吻他的面颊，但再也没有了原先那样的温暖和奶香了，而是冰凉冰凉的，凉得痛彻我的心肺。儿子生前常常被家里人嘲笑，说他有一种天生的“恋母情结”。上小学之前，他从不肯一人独睡，总是赖着同我睡一个被窝，而且总是揪住我脑后的一撂头发、把小腿搁在我身上。而我也总是轻轻地拍着他的身子，一遍一遍地吻着他的额头和面颊，等他睡熟了才抽身出来，开始每个夜晚例行的备课或写作。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他上小学以后才有所改变。但即使后来他独睡一张小床，每晚临睡前也总要叫一声：“妈！我睡了！”我知道他这是在招呼我，我于是会意地走到他的床前，吻吻他的面颊，拍拍他的身子，他这才心满意足地安然入睡。而我也是一样，每当深夜临睡前，总要再一次吻吻他熟睡的脸颊，才算完成了一天的“功课”。这是我们母子俩感情生活中的一个秘密，也是我们母子间表达感情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儿子是在我的亲吻中长大的，而他也给了我这个做母亲的一种特有的愉悦和享受，作为我对他的爱的一个回报。可从此以后这份人世间最珍贵、最纯洁的亲情却被罪恶的枪弹毁灭殆尽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难以接受的残酷。
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儿子的遗体旁离开的，也不知道是怎样从医院回到家里的。回到家里后，我整个地软瘫在床上动弹不得，不思饮食也无法入睡，整日整夜以泪洗面，觉得自己也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6月7日是儿子遗体火化的日子，家人和亲友们担心我悲恸过度身体发生意外，说什么也不让我亲自去送行。我丈夫连日来强忍悲痛照顾我，身体也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也被劝止留在了家里。
…………
办完丧事后，我的大儿子要回他就读的学校去了，临走时，一向性格内向的他站在我的病榻前哭求我：妈！弟弟已经走了，你可千万要挺住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办？”我点点头，作为对他的回答。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这是我丈夫同大儿子商量，让他出面来劝我的。知我者莫如自己的丈夫。他知道，在当时，对于几乎陷入绝境的我来说，只有所剩唯一的亲生骨肉最能打动我，也才能留得住我。为了防止意外，他们把家里的刀剪、绳索之类的东西都收藏了起来。很多了解我的亲友和同事一再提醒我的家人：丁生性刚烈，万一一时想不开，出了事情，后悔就来不及了；你们一定要日夜守候着她，你们家里再也不能发生不幸了。
儿子死后相当一段时间，我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不少人来登门慰问。这些人中有亲朋好友，也有虽相识却平素无甚往来者，还有不甚熟识者，也有在文革中曾经伤害过我的一些人。我至今深信他们都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同情心而来，他们把对军队开枪杀害老百姓的共同愤怒，转化为对受害者的关怀与同情，一股脑儿地倾泻到我们家。而这正是那时北京市民情感的真实写照。虽然坦克和机枪把学生和市民的抗争运动镇压下去了，但经过血与火锤炼的北京人，心却没有死，血也没有冷。
我的躯体虽然歇息下来了，头脑却并没有静止。我反反复复地想：我此生并非圣贤，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在过去的大半辈子里，我曾有过愚昧、也曾做过一些错事、蠢事，有时也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我从未有过害人之心，自认为还是个正直的人。可是，为什么如此严厉的惩罚竟会落到我的头上呢？作为母亲，我既没有保护住自己的孩子，又不能代替他去死，只能这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地苟活着，老天爷对我不是太残酷了吗？
家中三间房屋里到处晃荡着儿子的身影。儿子1米82的个头，进门出门都要低下头去才能通过，他一伸手，一蹦跳，就能轻易地触摸到离地2·75米高的天花板，一串脏手印也就留在了天花板的雪白粉底上。只要他待在家里，就有事没事常常要甜美地呼唤我一声“妈！”，我都弄不清楚他的叫唤声是从哪个房间角落里传来的。我们母子间常常为抢占电视而发生“战争”：当我想要看一场电视剧的时候，他却争着要看球赛，只要电视里有球赛——不管哪一种球类——他决不放过，最后自然是我让给他。每天用餐的时候，他都是坐在紧靠着父亲的位子上，习惯性地把自己的一双大脚往父亲的腿上一搁；而在桌面上，却俨然一副大人的模样，一边吃饭一边看报——他是家里每天报纸的第一位读者。我常常这样嘲笑他对时间的吝惜：为什么老天爷给你的时间你老嫌不够？莫非人家活两辈子的时间你要赶着用一辈子来活完？想到这里，我不禁一阵寒颤，莫非他命中早已注定只能有十七年寿命，而我的命中也只能有十七年的欢乐！
1989年6月18日的上午，我迈着蹒跚的步子，扶着墙，试着慢慢地走出屋门，下了台阶，靠着小院的铁栏杆，在床上睡了半个月，两腿竟是如此无力，站在那里直发颤。我仰望长空，北京夏日的天还是这样湛蓝、湛蓝的，白云还是这样飘来忽去；人民大学校园里的人群来来往往，说说笑笑；时光在流逝，而风光依旧、景物如故，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我心头不禁一阵酸楚，泪水扑扑簌簌顺颊而流。我真愿时间凝住，永远停止在6月2日连连十七岁生日的那天，要是人间的这一切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那该有多好呵！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那生龙活虎、纯真善良的连连竟会在他生日的第二天离开人世，突然永远永远地从地平线上消失了。然而，这却是真切地发生着的、我不得不接受与面对的冷酷的现实。
我站在那里，听着路边的行人赞美我家小院里那长得繁茂异常的串串龙眼葡萄，耳边似乎响起了连连那熟悉的声音：“妈，也真怪了，咱家的葡萄从来没人管它，可今年会长得这么多、这么好！”半个多月前，我们母子俩站在门口欣赏葡萄时，他正是这样对我说过的。我忍不住在内心向路人默默地悲呼：你们知道吗？那葡萄今年长得好，那是我儿子的血灌溉而成的呀！你们难道忘了吗？自从6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我失去心爱的连连，至今已经半个月了；你们可曾知道，连连母亲的心在淌血；你们可曾想像到，这十五个日日夜夜一个痛失爱儿的母亲是怎样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今后又将如何度过那未知数的凄苦的日日夜夜呢？
记不清楚是八九学运中的哪一天，在晚间的电视屏幕上，当我看到在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队伍里有一对教授夫妇，他们手中举着个横幅标语牌，上面写着：“邓小平，我们的儿子在绝食，你的儿子在干什么！”看到这里，我仿佛预感着什么似的，心头一阵紧缩，泪水盈眶，这细微的感觉竟顿时被坐在身边的连连察觉了。他生性敏感，什么也瞒不住他，我们常戏称他有“第六感”。此时，他搬过我的脸庞，连声问道：“怎么啦！又动感情啦！爸！你看妈呀！”边说，边吻了我一下，随后又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脸颊，意在安慰吧。现在连连长眠于彼岸，想不到我们这对教授夫妇的命运竟比游行队伍里的那对命运更惨。此时此刻，我也要问邓小平一句：“我们未成年的儿子已化成了灰烬，你的儿子又在哪里？在干什么？”答案不解自明。几天前，邓小平的儿子不是目露凶光，神气活现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吗？逝者已难以生还，谁也还不了我那可疼可爱的儿子了。但是血债总要偿还的，谁又是杀害我无辜儿子的凶手呢？
连连离我们而去半个月……一个月……。痛定思痛，苦痛与日俱增，命运把无尽的苦楚留给了生者。家人、朋友、同事、学生中间，有勇敢些的，亲自前来劝慰我想开些，解脱出来；有的不忍直面我的惨状，只能在自己家中默默地为我祝福；当然也有怕沾边、涉嫌、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或“锦绣前程”的，因为我的连连毕竟是倒在戒严部队枪弹之下的。在各种各样的劝慰中，我的七婶史济瀛女士曾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她说：“小连一生虽短，只活了十七年，但他活得充实、丰富，也幸福。他得到了家人对他全部的疼爱、全部的照顾。他死得又有意义：有人浑浑噩噩活了七十、八十，死了就死了，还比不上这孩子十七年的价值。”是呵！连儿只活了十七年，虽短促，却甜美；他拥有人世间父母、兄长、老师、伙伴们对他的完整的爱，他也把自己全部的爱回报了父母、兄长、老师、伙伴们，乃至全人类。他无忧无虑、无私无畏、自由自在，对生命充满了无尽的追求与美好的憧憬。他是带着对生活、对人们（包括杀害他的战士）的无穷尽的爱离开人间的。连儿这场短促而甜美的梦，曾经给父母那无尽痛苦的人生恶梦带来过短暂的欢欣，也让我们在日后的漫漫长夜中不断地去寻找那美好的回忆，这或许是冥冥之中连儿为父母的苦涩的余生作出的安排吧。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2期 2014年5月30日—6月12日）